公司章程中法定代表人如何确定？

# 公司章程中法定代表人如何确定？ ## 引言 在创业或公司运营的初期，很多老板都会纠结一个问题：公司章程里到底该写谁当法定代表人？这看似是个“小细节”，实则关系到公司的对外代表权、决策效率，甚至潜在的法律风险。我曾遇到一位做科技创业的客户，公司刚拿到融资，团队在法定代表人人选上吵了半个月——CEO想自己当，股东担心“权责不对等”，财务总监则怕“签字出了事要背锅”。最后还是我们帮他们梳理了章程条款，才让各方达成共识。 法定代表人，通俗说就是公司的“对外脸面”，签合同、打官司、办登记，很多场合都需要ta出面。而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“根本大法”，恰恰是锁定这张“脸面”的关键依据。《公司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董事长、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，并依法登记。”这意味着，章程不仅有权确定法定代表人，更能通过具体条款设计，平衡权力与责任。但实践中，不少企业要么照抄模板、要么模糊约定，导致后续纠纷不断——比如章程只写“由总经理担任”，却没明确“现任总经理”还是“未来任命的总经理”，结果换届时闹得不可开交。 这篇文章，我就以14年注册办理的经验，从法律框架、资格条件、章程路径、变更程序、责任风险、公司类型差异和实务误区七个方面，掰开揉碎讲讲公司章程中法定代表人到底该怎么确定。希望能帮你避开那些“看起来没事，出了事就头疼”的坑。

法律框架与章程自治

法定代表人的确定，本质上是法律赋权与公司自治的结合体。《公司法》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的三种人选——董事长、执行董事或者经理，这属于“法定范围”；而具体选谁、怎么选，则交给公司章程“自治约定”。这种“法定+约定”的模式，既保证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稳定，又给了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的空间。比如，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小、股东少，可能更倾向于让执行董事（通常是创始人）当法定代表人；而股份公司治理结构规范，可能由职业经理人担任更合适。 这里有个关键点：章程的约定优先于法律的一般性规定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某公司章程明确“法定代表人由经理担任”，那么即使董事长想“抢这个位置”，法律上也不支持——因为章程是公司内部的“最高宪章”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就对公司、股东、董事、高管都有约束力。最高法在（2019）最高法民再42号判决中也明确：“公司章程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”这说明，章程不仅要明确“谁当法定代表人”，还要设计好权限边界，才能既对内约束、对外保护。 实践中，很多企业会忽略章程的“自治功能”，直接照抄工商局的模板。模板里往往写着“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”，但有些公司根本没有董事长（比如不设董事会的有限公司），这就导致章程与实际治理结构脱节。我曾帮一家餐饮公司修改章程，他们原来照搬模板写“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”，但公司只有三个股东，根本没设董事会，结果工商局直接驳回登记——后来改成“执行董事担任”，才顺利通过。所以说，章程条款必须与公司实际治理结构匹配，这是确定法定代表人的第一步。 另外，《民法典》第61条进一步明确：“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，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，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。”这意味着法定代表人的行为，直接代表公司的意志，后果由公司承担。所以章程中确定法定代表人时，不仅要考虑“谁合适”，更要考虑“谁能代表公司高效、合规地行事”。比如外贸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可能需要经常签合同、办报关手续，那就要选熟悉业务、有签字权限的人；而研发型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可能更侧重战略决策，执行董事或CEO可能是更优选择。

资格法定不可违

确定了法定代表人的人选范围（董事长、执行董事或经理），接下来就要核查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当。《公司法》第146条明确规定了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五种情形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；因贪污、贿赂、侵占财产、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五年，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五年；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、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、经理，对该公司、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，自该公司、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的公司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，并负有个人责任的，自该公司、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；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。 这些“资格红线”是硬性规定，章程里不能“约定排除”。比如某公司章程约定“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股东担任法定代表人”，这种约定本身就是无效的，工商局也不会办理登记。我曾遇到一个案例：某创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，因为在外有未了结的债务，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结果公司想签一笔重要的融资协议，投资方一看法定代表人是“老赖”，直接要求更换——最后公司不仅错过了融资窗口，还因为A的失信行为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，损失惨重。所以说，确定法定代表人前，一定要做“背景审查”，尤其是个人征信、涉诉记录、失信信息这些，不能有“硬伤”。 除了《公司法》的禁止性规定，实践中还有一些“隐性限制”。比如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兼任法定代表人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）；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满三年的企业原法定代表人，原则上也不能再担任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这些虽然没有写进《公司法》第146条，但在工商登记审核中会被严格把关。我曾帮一位国企高管朋友注册公司，他原想自己当法定代表人，结果工商局告知“公务员不得兼任”，最后只能由他的配偶担任——所以说，人选确定前，最好先咨询当地工商部门或专业机构，避免“白忙活”。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：认为“法定代表人必须是大股东”。其实法律和章程都没这个要求！我见过很多小微企业，法定代表人是职业经理人（非股东），公司照样运营得很好；也见过上市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（持股比例不高），但凭借专业能力带领公司发展。关键在于这个人能不能代表公司行使权利、承担义务，而不是股权多少。当然，如果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大股东，可能会面临“双重责任”——既要对公司负责，又要对其他股东负责，这在章程中也可以通过“责任条款”进一步明确。

章程约定三路径

章程中确定法定代表人，主要有三种“约定路径”，不同路径对应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效率。第一种：由董事长担任。这种模式常见于规模较大、治理结构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，或者设有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。因为董事长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，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，能更好地体现“集体决策”的原则。比如某上市公司章程规定：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。”这里还预设了“董事长不能履职”时的替补方案，避免了法定代表人“空缺”的风险。 第二种：由执行董事担任。这种模式适用于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（尤其是中小微企业）。执行董事相当于“一人董事会”，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，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，既能提高决策效率，又能避免“多头指挥”。我曾帮一家设计公司修改章程，他们原来由股东会直接任命“总经理”当法定代表人，结果股东会和总经理经常因为“权限不清”吵架——后来改成“由执行董事担任法定代表人，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，同时兼任总经理”，这样既明确了执行董事的决策权，又保证了法定代表人与经营负责人的统一，矛盾立马解决了。 第三种：由经理担任。这种模式下，法定代表人通常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，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。很多科技型初创企业会选择这种模式，因为创始人可能更擅长技术研发或战略方向，而经理（如CEO）更熟悉市场和管理。比如某互联网公司的章程规定：“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经理担任，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”这里的关键是明确经理的“聘任权归属”——如果是董事会聘任，说明公司治理偏向“董事会中心主义”；如果是股东会直接聘任，则可能更强调股东控制权。我曾遇到一个案例，某公司章程只写“由经理担任”，但没明确经理的产生程序，结果股东会和董事会都声称“自己有权任命经理”，导致法定代表人迟迟无法确定，公司业务陷入停滞——后来通过补充协议，明确“经理由董事会聘任”，才解决了争议。 除了这三种基本路径，章程还可以设计更灵活的“动态约定”。比如，某集团公司章程规定：“法定代表人由母公司委派的董事长担任，任期三年，可连选连任；若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职，由母公司书面指定一名执行董事临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，直至新董事长选出。”这种约定既保证了法定代表人人选的稳定性，又预设了“特殊情况”的处理机制，适合跨区域、多层级的集团企业。所以说，章程约定没有“标准答案”，只有“最适合”——关键是要结合公司的股权结构、治理模式、业务需求来设计。

变更程序要严谨

法定代表人不是“一选定终身”，随着公司发展，可能需要变更。但变更法定代表人，绝不是“换个名字”那么简单，章程修改和工商登记缺一不可。根据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27条，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，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。这个“30日”是硬性规定，逾期未办理的，可能被处以罚款（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）。我曾帮一家物流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，他们因为“忙业务”拖了两个月才去登记，结果被罚款5000元，还耽误了后续的运输许可证变更——所以说，变更程序一定要“及时”。 变更的第一步，是内部决策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37条和第99条，有限责任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需要股东会决议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股东大会决议。决议内容要明确“原法定代表人卸任、新法定代表人上任”，以及是否需要修改章程相关条款。这里有个细节：如果章程中原来写的是“由董事长担任”，现在要改成“由经理担任”，那必须同步修改章程中的法定代表人条款；如果章程写的是“由执行董事担任”，只是换个人（比如从张三换成李四），那可能不需要修改章程，只需要变更登记即可——但为了避免争议，建议还是通过决议明确“章程中的‘执行董事’指李三”。 第二步，是修改章程。如果变更法定代表人需要修改章程条款（比如从“董事长”改成“经理”），或者章程中约定了“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”，那么修改章程必须遵循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程序：有限责任公司需要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我曾遇到一个案例，某公司想变更法定代表人，但章程修改时只有51%的股东同意，结果新法定代表人上任后，有股东以“程序违法”为由起诉，法院判决变更决议无效——所以说，决策程序必须“合法”，不能因为“大股东说了算”就忽略小股东的权利。 第三步，是办理变更登记。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：变更登记申请书、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、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、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、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。不同地区工商局的要求可能略有差异，比如有些地方要求提供新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有些地方要求提供“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”。我曾帮客户在上海办理变更登记，因为忘了带新法定代表人的“居住证”，白跑了一趟——所以说，办理前最好先咨询当地工商局，列个材料清单，避免“来回折腾”。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：变更登记前的“交接”。原法定代表人需要将公司的公章、合同、财务资料等移交给新法定代表人，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。这个交接不仅是“内部管理”的需要，也是“对外责任”的划分——比如原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，公司有一笔未了结的债务，如果交接时没明确，新法定代表人可能会“背锅”。我曾遇到一个极端案例：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，原法定代表人拿着“未交接的公章”签了一份虚假合同，导致公司被起诉，最后法院判决“公司承担合同责任”，理由是“公章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象征，即使交接不清，对外仍有效”——所以说，交接一定要“规范”，最好有第三方（如律师或中介机构）见证，并保留书面记录。

责任风险双刃剑

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“第一责任人”，权力大，责任也大。《民法典》第62条规定：“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。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，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，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。”这意味着，法定代表人可能面临“连带责任”——如果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他人造成损失，不仅要公司“买单”，自己可能还要“掏腰包”。我曾帮一家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理过一起纠纷：他在明知工程款未到账的情况下，就给施工方开了“付款确认书”，结果公司没钱支付，施工方把他告上法庭，法院判决他对“不能清偿的部分”承担30%的赔偿责任——这可不是“小数目”，差点把他的房子都赔进去。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，主要包括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。民事责任方面，除了《民法典》的上述规定，《公司法》第149条还规定：“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如果法定代表人同时是董事或高管，就可能适用这条规定。行政责任方面，如果公司存在虚假登记、偷税漏税、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，法定代表人可能会被处以罚款、警告，甚至被“限高”（限制高消费）。我曾遇到一个客户，因为公司“地址异常”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法定代表人想坐高铁出差，结果被拦下——后来赶紧办理了地址变更，才恢复了“自由”。 刑事责任方面，如果公司涉及“单位犯罪”（比如逃税罪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），法定代表人通常是“直接责任人员”，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。比如某P2P平台的法定代表人，因为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被判了10年，不仅公司破产，个人也倾家荡产。所以说，当法定代表人前，一定要掂量“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”。 那么，章程中能不能通过条款“减轻”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呢？答案是：不能完全减轻，但可以“合理划分”。《公司法》第147条规定：“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。”虽然没有直接说“责任条款”，但实践中很多公司会在章程中约定：“法定代表人执行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，造成公司损失的，不承担责任；但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”这种约定既保护了法定代表人“依法履职”的积极性，又明确了“违规履职”的责任边界。我曾帮一家电商公司设计章程条款，明确“法定代表人因不可抗力造成公司损失的，不承担责任”，后来因为疫情导致物流延误，客户索赔时，这个条款帮法定代表人“挡掉”了不少责任——所以说，章程中的“责任条款”要“具体、合理”，既不能“无限放权”，也不能“无限追责”。

公司类型差异大

不同类型的公司，由于治理结构、股权特点、监管要求不同，法定代表人的确定策略也不同。有限责任公司（尤其是中小微企业），股东人数少、治理结构相对简单，章程中可以更灵活地约定法定代表人人选。比如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（只有一个股东），法定代表人通常由股东自己担任，因为“自己当家做主”，决策效率高；但如果股东想“避责”，也可以聘任职业经理人担任，不过要特别注意“法人人格否认”的风险——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，可能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我曾帮一位“一人公司”的客户注册，他一开始想找朋友当法定代表人，后来我提醒他“一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责任风险更大”，最后还是自己担任，虽然忙了点，但至少“权责统一”。 股份有限公司（尤其是上市公司），治理结构规范、股东人数多、公众监督严格，法定代表人的确定更倾向于“制度化”。比如上市公司章程通常会规定：“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，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。”这种安排既体现了“集体决策”，也符合“监管要求”——因为上市公司需要定期披露“法定代表人信息”，如果频繁变更，可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。我曾帮一家拟上市公司梳理章程，发现他们原来约定“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”，后来券商建议改成“董事长”，因为“上市后，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，更能体现公司的稳定性”——所以说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条款，要“兼顾合规与稳定”。 外商投资企业（包括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、外商独资企业），法定代表人的确定还涉及“外资监管”问题。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，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，一方担任董事长的，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——所以法定代表人（通常由董事长担任）的人选，需要中外股东“协商一致”。我曾遇到一个中外合资项目，中方想让自己委派的董事长当法定代表人，外方不同意，最后约定“董事长由中方担任，法定代表人由经理（外方委派）担任”，才达成了妥协。另外，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，还需要商务部门或发改委的审批或备案，程序比内资企业更复杂——所以说，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条款，要“预留外资监管空间”。 国有独资公司，法定代表人通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任命的董事长或经理担任，因为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”是核心目标，法定代表人的确定需要体现“国家意志”。我曾帮一家国有独资企业修改章程，发现他们原来约定“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”，后来国资委要求改成“董事长”，因为“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对国有资产安全负总责”——所以说，国有独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条款，要“符合国资监管要求”。

实务误区避坑多

在14年的注册办理经验中，我发现企业在确定法定代表人时，经常会掉进几个“坑”。第一个误区：“法定代表人就是‘甩手掌柜’，不用管事”。很多老板想找个人“挂名法定代表人”，自己躲在后面“遥控指挥”，觉得这样“安全”。但事实上，法定代表人是“对外代表公司”，无论是不是“实际控制人”，只要TA签字，法律上就视为“公司行为”。我曾遇到一个案例，某老板让亲戚当“挂名法定代表人”，后来亲戚未经老板同意，以公司名义签了一份担保合同，结果公司被连带追责，老板想“甩锅”都甩不掉——所以说，不要找“挂名法定代表人”，风险太大了。如果实在不想自己当，可以找“真正参与经营、能承担责任”的人。 第二个误区：“章程约定‘由股东会决定’就行，不用写具体人选”。这种“模糊约定”看似“灵活”，实则“后患无穷”。比如某公司章程写“法定代表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”，但股东会开了三次，都没选出法定代表人，导致公司无法签合同、无法开户，业务陷入停滞。后来我建议他们修改章程，改成“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（张三）担任，任期三年”，这才解决了问题——所以说，章程约定要“明确、具体”，避免“模棱两可”。如果想让法定代表人“可变”，可以约定“由股东会选举产生，但需明确具体人选和任职期限”。 第三个误区：“法定代表人变更后，不用改章程，只要办登记就行”。这种想法是“大错特错”！章程是公司的“根本大法”，法定代表人条款是章程的核心内容之一，变更后如果不修改章程，就会导致“章程与实际登记信息不一致”，不仅可能被工商局处罚，还会在法律上引发争议。比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张三换成李四，但章程没改，后来张三以“章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是我”为由，签了一份无效合同，结果公司被起诉——所以说，变更法定代表人后，一定要同步修改章程，确保“章程与登记一致”。 第四个误区：“法定代表人签字就一定有效，不管有没有授权”。其实不然！如果法定代表人“超越权限”签字，合同可能无效（除非相对人是“善意第三人”）。比如某公司章程规定“法定代表人单次签约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”，但法定代表人签了一份100万的合同，相对方知道这个限制，那么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。我曾帮客户处理过一起纠纷，公司法定代表人签了一份“高价采购合同”，采购价格比市场价高了一倍，后来公司起诉“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”，法院判决“合同无效”，因为采购方“明知价格异常，不构成善意”——所以说，法定代表人签字前，一定要确认“有没有权限”，公司也可以通过章程或内部制度，明确“不同金额的签约审批流程”。 ## 总结 公司章程中法定代表人的确定，看似是“一张纸”的事，实则关系到公司的治理效率、风险控制和长远发展。从法律框架到章程自治，从资格条件到责任风险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“严谨设计”。14年的注册办理经验告诉我，“没有最好的法定代表人，只有最适合的法定代表人”——关键是要结合公司的股权结构、治理模式、业务需求，通过章程条款明确“谁当、怎么当、变了怎么办、错了谁负责”。 实践中，很多企业因为“章程条款模糊”“变更程序不规范”“风险意识不足”，导致法定代表人问题成为“导火索”，引发股东纠纷、合同争议甚至行政处罚。所以，建议企业在制定和修改章程时，一定要“重视细节”，必要时咨询专业机构（比如我们加喜财税），避免“看起来没事，出了事就头疼”。未来的公司治理中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法定代表人的“电子化签名”“远程授权”可能会越来越普遍，但“权责明确”的核心原则不会变——章程作为“根本大法”，需要与时俱进，为法定代表人制度提供更坚实的保障。

加喜财税见解总结

在14年注册办理经验中，我们发现80%的公司章程在法定代表人条款上存在“模糊约定”或“照搬模板”的问题，这为后续经营埋下了巨大隐患。加喜财税认为，法定代表人条款的设计需把握四大核心：一是资格审查，提前核查人选的征信、涉诉记录，避免“带病上岗”；二是路径明确，根据公司类型（有限公司/股份公司/外资企业）选择“董事长/执行董事/经理”担任，并同步章程条款；三是程序严谨，变更时务必完成“股东会决议+章程修改+工商登记”三步，避免“程序瑕疵”；四是权责对等，通过章程约定“法定代表人履职边界”和“责任承担方式”，既保护其依法履职，又防范“滥权风险”。细节决定成败，一份严谨的章程条款，是企业稳健经营的“第一道防火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