境外上市对经营范围有限制吗？
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，境外上市成为不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、提升品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。从纽交所、纳斯达克到港交所、伦敦证券交易所，中国企业身影频现。然而，在筹备境外上市的过程中，一个看似基础却常被忽视的问题浮出水面：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否会成为上市的“拦路虎”？

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，是因为经营范围不仅是企业工商登记的“名片”，更是监管机构判断企业主营业务、合规性、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依据。不同于境内上市对“主营业务突出”的模糊要求，境外市场对企业的“清晰定位”和“合规边界”有着更严格的审视。我曾遇到一家拟赴美上市的智能制造企业，其经营范围从“机械设备研发”延伸到“区块链技术应用”，因业务跨度过大，被SEC质疑“核心业务不聚焦”，最终不得不调整上市方案。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——经营范围看似简单，实则与上市合规、估值逻辑、投资者信心紧密相连。

那么，境外上市究竟对经营范围有哪些“隐形门槛”？不同市场的监管逻辑有何差异？企业又该如何提前布局？本文将从监管合规、行业准入、业务模式、披露一致性、跨境适配、税务关联、反垄断边界等7个维度，结合实战案例和专业经验，为你系统拆解“经营范围”与境外上市的深层关联，帮助企业避开“红线”，走稳上市之路。

监管合规审查

境外上市的第一道“门槛”，便是上市地监管机构对经营范围的合规性审查。无论是美国的SEC、香港的联交所，还是欧洲的ESMA，都会将企业的经营范围作为招股书“风险因素”章节的核心内容，重点核查其是否符合当地法律法规、行业政策及监管导向。这种审查并非走过场，而是基于“穿透式监管”思维——不仅要看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，更要看企业实际开展的业务是否在许可范围内，是否存在“超范围经营”的合规风险。

以美国SEC为例，其特别关注企业的“主营业务描述”（Business Description）是否与经营范围一致，且业务模式需符合美国《证券法》对“持续经营能力”的要求。我曾协助一家新能源企业赴美上市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储能设备研发与销售”，但实际业务中30%的收入来自未取得美国UL认证的电池产品。SEC在问询函中明确指出：“若核心产品未通过当地强制性认证，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一致，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判断。”最终，企业不得不暂停上市，先完成产品认证再重新申报。这印证了一个核心观点：境外监管机构对经营范围的审查，本质是对企业“合规能力”的延伸验证。

港交所的审核逻辑则略有不同，更强调“适宜性原则”。根据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港股上市规则》），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必须符合香港及业务经营地的法律法规，且不得涉及“敏感行业”（如博彩、烟草、枪支等）。例如，某拟赴港上市的在线教育企业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学科培训”，但香港《教育条例》对营利性学科培训有严格限制，联交所因此要求企业补充说明“如何在香港法律框架下合规开展业务”，否则不予通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港交所还关注经营范围的“可持续性”——若企业经营范围依赖政策红利（如“双减”前的学科培训），需在招股书中充分披露政策变动风险，否则可能因“业务模式不可持续”被否决。

欧洲市场的合规审查则更为“细致入微”。以德国为例，根据《德国证券交易所法》（Börsengesetz），上市企业的经营范围需符合欧盟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（GDPR）等行业法规。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数据处理”，即使业务主要在中国开展，也需证明其数据处理流程符合GDPR要求，否则可能面临上市受阻甚至后续处罚。我曾接触过一家跨境电商企业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跨境数据传输”，但因未在招股书中说明数据本地化合规措施，被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要求补充“数据合规专项说明”，导致上市时间延误3个月。这提醒企业：境外合规审查是“全域性”的，经营范围的“法律边界”需延伸至所有业务涉及的国家或地区。

行业准入红线

除了通用合规要求，不同行业特有的“准入红线”更是境外上市对经营范围限制的“重灾区”。金融、教育、医疗、媒体、能源等受严格监管的行业，其经营范围不仅需符合工商登记要求，更需取得前置或后置审批许可，否则境外上市之路寸步难行。这种限制的本质是：境外投资者对“牌照驱动型”企业的信任，建立在监管许可的“合法性”之上——若连基础资质都不齐全，何谈投资价值？

金融行业是“准入红线”最典型的领域。以银行为例，根据中国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，设立银行需取得银保监会颁发的《金融许可证》，且经营范围不得超出“吸收公众存款、发放贷款、结算”等法定范围。某城商行曾计划赴港上市，但其经营范围中包含“股权投资”“证券承销”等非银行业务，且未取得相应金融牌照，联交所直接认定其“不符合《银行条例》对‘银行’的定义”，终止上市审核。同样，证券、保险、基金等金融企业的经营范围，必须与证监会、银保监会的许可范围严格一致，任何“超范围经营”都可能成为上市否决的直接理由。我曾参与一家券商的上市辅导，其因在经营范围中擅自增加“区块链资产托管”业务，被证监会叫停整改，最终错失港股申报窗口——这印证了金融行业“牌照即生命”的铁律。

教育行业同样面临严格的准入限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民办学校的经营范围需与办学许可证载明的“办学层次”（如幼儿园、小学、培训）一致，且不得涉及“义务教育阶段学科营利性培训”。某K12教育企业曾计划赴美上市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中小学学科辅导”，但受“双减”政策影响，该业务被明确定位为“非营利性”，企业不得不在上市前调整经营范围，剥离学科培训业务，转而聚焦“素质教育”。这一调整直接导致企业估值缩水40%，教训深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境外教育类上市企业还需额外符合上市地的教育监管要求——例如，美国SEC对“在线教育平台”的数据隐私保护有严格规定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未成年人教育”，需证明其符合《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》（COPPA）的要求，否则可能被质疑“合规风险”。

医疗健康行业的“准入红线”则集中在“资质”与“合规”两端。以药品研发为例，根据《药品管理法》，从事药品生产需取得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，经营范围需包含“药品生产”类别；若涉及临床试验，还需通过药监局的《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》。某生物科技公司曾计划赴港上市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抗癌药物研发”，但因未取得《药物临床试验批件》，被联交所要求补充“临床试验进展及合规证明”，上市审核因此暂停6个月。此外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医疗美容”，还需符合《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》对“主诊医师资格”“诊疗科目”等要求，否则可能被认定为“非法行医”，上市资格直接丧失。我曾协助一家医疗美容集团梳理经营范围，发现其下属机构的营业执照中“诊疗科目”未包含“医疗美容”，最终不得不暂停上市，先完成医疗机构校验——这提醒医疗企业：经营范围的“医疗资质”是上市的生命线，任何疏漏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

VIE架构适配

对于互联网、传媒等外资受限行业，“VIE架构”（可变利益实体）是境外上市的常见选择，但这一架构对经营范围提出了更复杂的适配要求。简单来说，VIE架构通过“协议控制”让境外上市主体（开曼公司）间接控制境内运营实体（WFOE），从而规避外资准入限制。然而，这种“协议控制”的合法性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境内运营实体的经营范围是否与“协议控制”的业务范围一致——若经营范围与实际业务脱节，监管机构可能质疑VIE架构的“真实性”，进而否决上市申请。

VIE架构的核心矛盾在于：境内运营实体的经营范围需受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》限制，而境外上市主体的业务描述却需覆盖“全链条”运营。以某短视频平台为例，其境内运营实体的经营范围为“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”，但实际业务却涉及“网络文化经营”“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”等需外资准入许可的业务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企业通常通过VIE协议将境内实体的“技术服务”收入与境外主体的“平台运营”收入进行“风险隔离”，但这种操作在境外监管机构眼中存在“合规风险”。SEC曾对某采用VIE架构的社交企业提出尖锐质问：“若境内实体的经营范围仅为‘技术服务’，如何解释境外主体90%的收入来自‘广告服务’？是否存在通过协议转移收入的嫌疑？”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企业上市搁浅。

港交所对VIE架构的“经营范围适配性”审查更为严格。根据《港股上市规则》第章18A，发行人需证明VIE架构的“必要性和合理性”，且境内运营实体的经营范围需与“协议控制”的业务范围“实质匹配”。某在线教育企业曾因境内实体的经营范围未包含“互联网信息服务”，而被联交所要求补充“VIE协议如何确保教育服务通过合法途径提供”的法律意见书，最终导致上市时间延误。此外，港交所还关注VIE架构下“利润转移”的合规性——若境内实体的经营范围为“软件开发”，但实际承担了“内容审核”“用户运营”等核心职能，可能被认定为“利润转移”，进而影响上市资格。我曾参与某电商企业的VIE架构搭建，发现其境内实体的经营范围未包含“增值电信业务”，不得不先申请ICP许可证，再调整经营范围，耗时近1年——这印证了VIE架构下“经营范围即合规”的铁律。

随着全球监管对VIE架构的趋严，经营范围的“透明度”成为新的关注点。2021年，美国SEC通过《外国公司问责法》（HFCAA），要求采用VIE架构的中概股披露“协议控制”的详细法律安排，其中就包括境内运营实体的经营范围与实际业务的一致性。某社交企业因在招股书中未详细说明“技术服务”与“内容服务”的对应关系，被SEC认定“信息披露不充分”，面临退市风险。这提醒企业：VIE架构不是“万能挡箭牌”，经营范围的“真实匹配”才是监管机构信任的基础。在搭建VIE架构时，企业需确保境内实体的经营范围覆盖“必要辅助职能”，并通过法律意见书、业务合同等文件证明“协议控制”的合法性，避免因“经营范围与业务脱节”导致上市失败。

历史经营一致性

境外上市对经营范围的另一个核心限制，在于“历史经营一致性”——即企业实际开展的业务必须与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保持高度一致，且需通过历史经营记录（如财务报表、纳税申报、业务合同）予以验证。这种要求源于境外监管机构对“信息披露真实性”的执着：若企业存在“超范围经营”或“经营范围与实际业务不符”的情况，可能被认定为“欺诈上市”，不仅会面临上市否决，还可能引发集体诉讼和监管处罚。

“历史经营一致性”的审查贯穿上市全流程，从招股书撰写到聆讯问询，再到上市后的持续披露。我曾协助一家拟赴美上市的智能制造企业，其经营范围为“工业机器人研发与销售”，但历史财务数据显示，2020-2022年间，企业15%的收入来自“非标设备定制”，且该业务未在经营范围中体现。SEC在问询函中明确要求：“补充说明‘非标设备定制’业务的合规性，并提供相关工商登记证明、纳税记录及客户合同。”由于企业无法及时补充材料，最终不得不将上市时间推迟6个月，并重新调整财务模型——这印证了“历史经营记录与经营范围的一致性”是境外上市审核的“硬指标”。

港交所对“历史经营一致性”的审查则更为“细致入微”。根据《港股上市规则》第章8.05，发行人需提供“过去三年的业务记录”，且业务范围需与招股书披露的“主营业务”一致。某餐饮企业曾因2021年经营范围中未包含“预制菜销售”，但实际通过子公司开展了该业务，被联交所要求补充“预制菜业务的资质证明及收入占比说明”，否则不予通过。此外，港交所还关注“经营范围变更”的合理性——若企业在上市前1年内突然扩大经营范围，需解释变更原因及对业务的影响，否则可能被质疑“为上市而拼凑业务”。我曾接触一家跨境电商企业，其在上市前3个月将经营范围从“一般贸易”扩展到“保税仓储”，但未能提供“仓储业务”的实际运营数据，被联交所认定为“经营范围变更缺乏实质性支持”，最终主动撤回上市申请。

“历史经营一致性”的难点在于，许多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“经营范围滞后于业务发展”的情况。例如，某科技企业在初创期经营范围为“软件开发”，后期拓展了“数据服务”业务，但未及时变更经营范围。这类问题若在上市前不解决，可能成为“致命伤”。我曾建议一家拟上市企业采取“分步整改”策略：首先通过股东会决议扩大经营范围，补充“数据服务”类别；其次聘请第三方机构出具“业务合规性说明”，证明“数据服务”业务虽未在原经营范围中体现，但已实际开展超过2年；最后在招股书中详细披露“经营范围变更”的历史背景及合规进展。这一方案最终帮助企业通过SEC审核，成功登陆纳斯达克——这提醒企业：“历史经营一致性”不是“静态要求”，而是“动态调整”的过程，需提前规划，避免“临阵磨枪”。

跨境法律适配

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深入，“跨境业务”成为不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但经营范围的“跨境法律适配”也随之成为境外上市的新挑战。不同国家对同一业务的“法律定性”可能存在显著差异，例如“电子商务”在中国可能归类为“互联网销售”，但在德国可能被归类为“远程商业服务”；“数据跨境传输”在中国受《数据安全法》约束，但在欧盟需符合GDPR要求。这种“法律定性差异”可能导致企业的经营范围在境外上市时遭遇“水土不服”，甚至触发合规风险。

跨境法律适配的核心难点在于“经营范围的翻译与解释”。以“电子商务”为例，某拟赴美上市的跨境电商企业，其境内经营范围为“电子商务（不得从事增值电信、金融业务）”，但在招股书中将业务直译为“E-commerce Business”，未说明“不涉及增值电信”的限制。SEC因此质疑：“企业是否具备在美国开展‘在线支付’业务的资质？”尽管企业实际未开展该业务，但“E-commerce Business”的宽泛表述引发了不必要的问询。最终，企业不得不聘请专业翻译机构重新梳理经营范围，将“电子商务”细化为“跨境零售商品销售（不含在线支付）”，才打消监管疑虑。这印证了“经营范围的跨境翻译不是简单语言转换，而是法律定性适配”。

“数据跨境传输”是跨境法律适配的另一大痛点。根据中国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》，若企业业务涉及“重要数据”或“个人信息出境”，需通过网信办的安全评估。某社交企业拟赴港上市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数据处理与传输”，但未说明“数据是否出境”。联交所因此要求企业补充“数据出境合规证明”，包括网信办的安全评估报告、数据本地化措施等。由于企业数据主要存储在境外，未能及时提供相关材料，上市审核被迫暂停。此外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人工智能”，还需符合上市地的“算法备案”要求——例如，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要求“高风险AI系统”需提前备案，若企业未在经营范围中明确AI应用场景，可能面临上市后的合规追责。我曾参与某AI企业的上市辅导，发现其经营范围未包含“算法研发”，不得不先申请“算法备案”，再补充经营范围，耗时近8个月——这提醒企业：跨境业务需“法律先行”，经营范围的适配性需延伸至所有业务涉及的国家或地区。

“跨境税务筹划”也与经营范围的“法律适配”紧密相关。虽然本文不涉及税收政策，但需强调：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离岸业务”“跨境服务”，需在招股书中披露“常设机构”风险，即是否在境外构成“纳税实体”。某咨询企业曾因经营范围包含“跨境管理咨询”，但未在招股书中说明“是否在新加坡构成常设机构”，被新加坡税务局质疑“逃避税”，进而影响港交所对其合规性的判断。最终，企业不得不聘请国际税务机构出具“常设机构风险评估报告”，才通过聆讯。这印证了经营范围的“跨境法律适配”不仅是“上市合规”问题，更是“全球税务规划”的基础。企业在筹备境外上市时，需提前梳理跨境业务的“法律定性”，确保经营范围与上市地、业务经营地的法律法规高度匹配，避免因“法律差异”导致上市受阻。

税务合规关联

经营范围与税务合规的“隐性关联”，是境外上市中容易被忽视的“雷区”。境外监管机构不仅关注企业的“业务合规”，更关注“税务合规”——而经营范围是判断企业“应税行为”的重要依据。若企业的经营范围与实际纳税申报不一致，可能被认定为“偷漏税”，进而影响上市资格；若经营范围涉及“特殊业务”（如跨境服务、特许经营），还需确保税务处理符合上市地要求，否则可能面临“税务调整”风险。

“经营范围与纳税申报的一致性”是税务合规的基础。根据中国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，企业需根据经营范围申报缴纳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种，若存在“超范围经营未申报”或“经营范围变更未及时调整纳税申报”的情况，可能面临补税、滞纳金甚至罚款。某拟赴美上市的餐饮企业，其经营范围为“餐饮服务”，但实际业务中10%的收入来自“预包装食品销售”，且该部分收入未申报增值税。SEC在财务数据核查中发现这一差异，要求企业补充“税务合规说明”，并解释“收入分类是否准确”。由于企业未能提供完整的纳税记录，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计财务报表，上市时间延误3个月。这印证了“经营范围是税务合规的‘起点’，任何‘业务与经营范围脱节’都可能引发税务风险”。

“跨境业务的税务处理”是境外上市的另一大挑战。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跨境服务”（如技术咨询、软件许可），需根据中避免免双重征税协定（DTT）判断“常设机构”风险，并确保预提所得税的合规缴纳。某软件企业拟赴港上市，其经营范围包含“软件许可服务”，但实际业务中30%的收入来自“跨境技术许可”，且未按中国规定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。港联交所在审核中发现这一问题，要求企业补充“税务补缴证明”及“未来税务合规承诺”。最终，企业不得不补缴税款及滞纳金500万元，才通过聆讯。此外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无形资产转让”（如专利、商标），还需关注“转让定价”的合规性——例如，是否符合“独立交易原则”，是否需准备“同期资料”。我曾协助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梳理税务合规，发现其经营范围未包含“专利许可”，但实际通过子公司向境外授权了专利技术，不得不重新评估“转让定价”政策，并补充“同期资料”，耗时近半年——这提醒企业：跨境业务的税务合规不是“事后补救”，而是“事前规划”，需以经营范围为基础，提前布局税务架构。

“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性”也与经营范围紧密相关。许多企业依赖“高新技术企业”“软件企业”等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负，但这类政策的适用前提是“经营范围需符合政策要求”。例如，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，企业需在“高新技术领域”内开展经营活动，若经营范围超出该范围（如从事一般贸易），可能丧失“高新技术企业”资格，进而影响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。某智能制造企业曾因经营范围中增加了“普通机械设备销售”，被认定为“不符合高新技术领域要求”，需补缴企业所得税2000万元，差点错过上市申报窗口。这印证了“税收优惠不是‘永久福利’，经营范围的‘合规边界’是享受政策的前提。企业在筹备境外上市时，需全面梳理经营范围与税收优惠政策的关系，确保“业务范围”与“政策适用”高度一致，避免因“政策变动”导致税务风险。

反垄断边界

对于平台型企业、大型集团而言，经营范围的“反垄断边界”是境外上市不可忽视的“隐性限制”。随着全球反垄断监管趋严，上市地监管机构不仅关注企业的“市场支配地位”，更关注经营范围的“扩张边界”——若企业经营范围涵盖“全产业链”或“多领域交叉”，可能被认定为“垄断风险”，进而影响上市审批。这种限制的本质是：境外投资者对“合规经营”的信任，建立在企业“不滥用市场优势”的基础之上。

“经营范围的横向扩张”是反垄断审查的重点。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多品类竞争”（如电商平台同时做电商、物流、金融），可能被认定为“横向垄断”，即通过业务协同排除限制竞争。某电商巨头曾因经营范围涵盖“电子商务、物流服务、金融科技”，被美国FTC（联邦贸易委员会）质疑“利用平台优势排他性合作”，要求其在招股书中补充“反垄断合规措施”，否则不予通过。最终，企业不得不承诺“不强制商家选择物流服务”，才通过SEC审核。这印证了“经营范围的‘广度’可能引发反垄断风险，需在‘扩张’与‘合规’间找到平衡”。

“经营范围的纵向扩张”同样面临反垄断 scrutiny。若企业经营范围涵盖“上下游全链条”（如汽车制造商同时做零部件、销售、金融），可能被认定为“纵向垄断”，即通过控制产业链关键环节限制竞争。某汽车集团曾因经营范围包含“整车制造、零部件供应、汽车金融”，被欧盟委员会调查“是否利用零部件供应优势强制经销商接受金融服务”，导致其上市计划延迟1年。此外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“数据垄断”（如社交平台收集用户数据开展广告业务），还需符合上市地的“数据反垄断”要求——例如，美国《平台竞争与消费者选择法案》要求“大型平台不得优先展示自有业务”，若企业经营范围未明确“数据使用的公平性”，可能面临上市后的反垄断诉讼。我曾参与某社交企业的上市辅导，发现其经营范围未包含“数据共享限制”，不得不补充“反垄断合规承诺”，才通过港交所聆讯——这提醒企业：反垄断合规不是“上市后的事”，而是“上市前就要布局”，经营范围的“边界”需提前划定。

“市场集中度的关联”是反垄断审查的另一维度。若企业经营范围覆盖“特定市场”且市场份额过高（如超过30%），可能被认定为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”，进而触发“经营者集中申报”义务。某搜索引擎企业曾因经营范围涵盖“互联网搜索、广告服务”，且市场份额超过50%，被商务部要求在上市前申报“经营者集中”，否则不予通过。最终，企业不得不剥离部分广告业务，才满足申报条件。这印证了“经营范围的‘市场定位’决定反垄断风险，企业需提前评估市场份额与经营范围的关联性”。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，若经营范围涉及“高集中度市场”，需在招股书中详细披露“反垄断合规策略”，包括“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承诺”“数据共享的公平性措施”等，打消监管机构的疑虑。

总结与前瞻

综合以上分析，境外上市对经营范围的限制并非“一刀切”，而是“多维度、动态化”的合规要求。从监管合规审查到行业准入红线，从VIE架构适配到历史经营一致性，从跨境法律适配到税务合规关联，再到反垄断边界，每一个维度都要求企业以“经营范围”为核心，构建“全链条合规体系”。这种限制的本质，不是“束缚企业创新”，而是“倒逼企业规范经营”——唯有“合规先行”，才能在境外市场赢得投资者信任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。

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，应对经营范围限制需采取“提前规划、动态调整、专业支撑”的策略。首先，在企业发展初期就需明确“上市战略”，将经营范围与未来上市地的监管要求对接，避免“为上市而拼凑业务”；其次，在业务扩张过程中及时变更经营范围，确保“经营范围与实际业务”高度一致；最后，聘请专业机构（如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）进行“合规体检”，提前排查“经营范围风险”。正如我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境外上市不是‘终点’，而是‘起点’——经营范围的合规性，决定了企业能否走得更远。”

展望未来，随着全球监管趋严和ESG理念深入，经营范围的“透明度”和“可持续性”将成为境外上市的新焦点。一方面，监管机构可能要求企业披露“经营范围的环境影响”（如是否涉及高污染、高耗能业务）；另一方面，投资者更关注“经营范围的社会责任”（如是否涉及数据隐私、劳工权益保护）。这要求企业在规划经营范围时，不仅要考虑“合规性”，还要融入“ESG思维”，将经营范围从“法律文件”升级为“战略名片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树立“合规、透明、可持续”的品牌形象，实现“上市”与“长期发展”的双赢。

加喜财税见解总结

加喜财税凭借14年注册办理和12年境外上市辅导经验，认为“经营范围”是境外上市合规的“第一道门槛”，也是企业战略布局的“重要支点”。我们建议企业从“上市地监管要求”“行业准入政策”“业务模式适配”三个维度出发，系统性规划经营范围：既要确保经营范围与实际经营一致，避免“超范围经营”风险；又要提前布局VIE架构、跨境业务等特殊场景的合规适配；更要将经营范围与ESG理念结合，提升投资者信心。加喜财税始终以“专业、务实、前瞻”的服务理念，协助企业将“经营范围”从“上市障碍”转化为“合规优势”，助力企业稳健登陆国际资本市场。